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内幕

作者：杨春 姚欢

阔别六载，“朱镕基”三个字再次走入公众视野。仅仅是依托一本记录曾经与媒体“面对面”的新书，朱镕基以无官之身又一次征服了中国百姓。

《朱镕基答问》酝酿两年低调面市，然而市场却给予了最高调的回应——第一天就加印20万册。

至今很多人仍记得，1998年全国两会期间，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钦点”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第一个发问，从此吴小莉声名鹊起、风光无限。也就是在这一年，很多人都将总理的招待会深深刻入脑海。

而《朱镕基答问》正是找准了读者的兴奋点，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

除了“在全国人大会议招待会上回答中外提问”，书中还有另外三个部分“接受外国采访”、“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接受香港随行采访”，其中不少内容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

9月2日，《朱镕基答问》在全国统一面市，新一股“朱镕基热”席卷全国。

新书面市第一天，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致电人民出版社，热销程度超过预期，上午有一位读者一气买了150本。

福州5家新华书店首日共售出 29本，该公司已向人民出版社再次订货。

上海书城首日到货的1000多册新书，在下午5点前就售完了，书店不得不连夜紧急从北京调货。

在西北城市银川，虽然没做到新书同期上市。但在9月 日下午5点半图书到货后，新华书店即刻编码上架的10多本书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

全国的书店都将目光投向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当天加印了20万册。该社总编室主任陈鹏鸣说，他们的近期发行目标是100万册。

“实际上这本书在8月28日的时候就出炉了，25万册整。因为全国的新华书店距离有远有近，我们提前就计划好留下两三天时间给物流配送。”陈鹏鸣说。

举全社之力制作此书

作为新中国诞生后最早建立的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很多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言论著作，其审慎和专业性毋庸置疑，《朱镕基答问》这本书的两年出版之旅即为明证。

《朱镕基答问》出版协调领导小组负责人陈亚明介绍了此书的过程:精心挑选出 0多名资深，制定了详细的校对注意事项，要求人员必须对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等等进行一一查证、核对，以保证内容的准确。同时，为保证《朱镕基答问》一书的印刷质量，经过反复比较，从跟出版社长期合作的印制厂中选择了5家，并开会强调该书的重要性，提出明确的印制要求。为了保证封面颜色的统一，出版社将封面统一放在一家工厂印制。

“我们所有的先分着看书稿，然后再合着看，然后又分着看，在分解的过程中，每个、校对都会对稿件进行规范。比如，总理答问中会出现口语化用词，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字词进行讨论，然后统一。”陈鹏鸣坦言，如果是一般的书，对于发现的问题，就直接进行修改了。而对于《朱镕基答问》，们会用铅笔标记出发现的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分清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最终只留下大家共识的问题再上报相关部门。

新书面市后，人民出版社还没有接到有关此书内容存在问题的任何举报。“可能读者还在忙着看书，没来得及发现问题。不过我相信参与此书的所有人都感到荣幸，我们是在兢兢业业地对待这份工作，也对得起这份工作。”陈鹏鸣笑言。

社长挑头当“责编”

和普通图书不同，《朱镕基答问》的出版并非是作者和喝茶聊天沟通的结果。

自200 年卸任后，朱镕基深居简出，很少公开露面。较正式的公开活动仅有两次：一次是参加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一次是出席德国中小企业联盟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的颁奖仪式。[NextPage]

“见到首长本人的只有黄社长。”陈鹏鸣说。

《朱镕基答问》一书的出版源于人民出版社对读者需求的了解。近几年来，不少读者向出版社提出:希望能阅读到完整版的朱总理答问的书面文字。出版社与相关部门交流了出这本书的构想，并得到了同意。随后出版社向相关部门提供了一个整体方案，细致到书具体怎么制作，选哪些图片插入。

退休后的朱镕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曾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已不在职的他，要求任何人都不要再和他谈工作。

但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凡写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书稿，在报送出版署之前，须先由出版单位征求本人意见。对于出版社的这个构想而言，朱镕基的态度几乎就是一切。

“我们把做的样书送给首长审阅，他看了比较满意，让我们继续修改完善。”陈鹏鸣说。

社长黄书元总是很细致地向们传达首长的想法和修改意见，俨然是责编的角色了。两年多时间玉成此书，其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好像有一次，黄社长在向首长汇报此书的制作情况时，正好赶上饭点，就留社长在他家吃饭了。据首长的秘书说，这样的情况(留人吃饭)很少出现。”陈鹏鸣说。

9月1日上午，《朱镕基答问》一书发布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黄书元在发布会上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朱镕基任内在和中外媒体的接触中，展现了一位东方大国总理的风采、气度和境界，为国家赢得了整个世界的理解和尊重。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解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严峻形势下的困难和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朱镕基:要比我大

虽然《朱镕基答问》是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的，但在人民出版社的眼中，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朱镕基自己的书。

“书里确实有一部分是的提问，但这是诱发总理思考的一个契机，这些思想、语言都是他自己的。尤其是答问都是现场面对面，电视直播，他不可能叫停，先去查下资料再回答。”陈鹏鸣说，朱镕基本人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工作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多意见。

“对封面的设计，他就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要求‘答问’几个字的字号要大一点，他自己的名字要小一点。而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把‘朱镕基’几个字放得更大些。”陈鹏鸣从社长黄书元那儿听到这个意见的时候，想到了朱镕基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国家总理，代表的是国家，并不是我个人有多么伟大。

朱镕基不但给封面设计以意见，还亲自修改了书中个别文字，甚至对书的定价都做了要求。

“这本书定价59元，双色印刷，前面还有彩页，纸张也比较好，核算来，我们的定价是中等偏低的。首长那边明确要求我们在不亏本的基础上，尽量把价格压下来，一定要考虑普通读者的购买力。”陈鹏鸣说。

在陈鹏鸣眼里，出书本该是件高调的事情，但这本书却遵循了最低调的出版宣传策略。“按说这本书的发布请一些部级领导参加都不是困难的事情，但首长那边不希望我们请官员来，所以我们邀请的也多是媒体朋友和一些学者。”

“唯一”署名的图书

如果说人民出版社旗下的这本《朱镕基答问》与其他有关朱镕基的出版物有什么不同，那么就应该是这本书是朱镕基“唯一”署名出版的书。

朱镕基曾在任上公开表白，退休后，一不作传记，二不题词。他曾说过，看书是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因为那都是东拼西抄拿去卖钱的。有报道称，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写有《朱镕基传》，2004年专程到上海想请朱镕基过目，结果连他的面都没见上。

“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重点选题，也是目前唯一一本由朱镕基署名的书。”陈鹏鸣隔着镜片的目光显得有些激动。[NextPage]

“我记得书中提到一个问朱总理是不是很怕妻子劳安，朱总理说，他不觉得劳安很可怕，而是觉得她很可爱。其实首长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正因为普通，所以可爱。”虽然书里面更多的是涉及一些国内外比较关心的政治问题，比如朱镕基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问题的一些回答，但在过程中让陈鹏鸣记忆深刻的却是朱镕基的生活幽默，他认为正是这些真实的情感让人们对朱总理有了更深的认识。

“中办”批复未改一字

作为《朱镕基答问》的之一，在长达两年的出版过程中，陈鹏鸣这位获得过史学博士学位的总编室主任始终小心周到地统筹协调各个环节。

因为参与过很多重大选题图书的出版和沟通衔接工作，陈鹏鸣这次依然按照以往的程序操作，积极和中宣部、出版总署、中办进行沟通。“按程序办事”是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最常说的话。

“这本书是报中办批的。我们按照正常手续，履行备案。”有一次出版社将样书送到中办审核，对方说书不够，让出版社再送几本，于是陈鹏鸣在周六特意跑到社里拿书送书。

由于整个出版过程中，参与的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作了批复，对样书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有改过。

虽然出版社将此书定位为朱镕基自己的书，但和一般意义上的书又有区别，毕竟这不是一本现实意义上的前国家领导人回忆录。

各界反馈：一本好书

虽然民间对于此书的还没来得及做出反馈，学界已经有了自己的声音。

“从书中能感受到心灵的跳动和灵魂的高度，和一种对社会老百姓的关切。”人民大学学院副院长喻国明的评价很直白，这是一本好书。他认为，从关键词来看，朱镕基是当时中国行政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实际上代表的不是媒体也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作为老百姓知情权的一种延伸。这本书是一种新时代框架下官民关系的生动体现。对于如何跟社会沟通、如何引导舆论、如何获得老百姓和社会的信任，此书都是有非凡教育意义的。”

喻国明表示，这本书的出版表现出政府需要社会的信任，社会需要领导人有更丰富、更多维的个性化表现，以便于整个社会在沟通中达到和谐。

曾经两次在香港现场聆听朱镕基演讲的人民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感慨道，把“”这两个字写得非常醒目，是“以人为本”、“以为本”的充分体现，也是对工作、对工作的尊重，更是给的荣誉。

就连一向喜欢“唱反调”的港台媒体也对此书有较高的评价。香港《星岛》认为，朱镕基新书必将引发对其鲜明个性和经济上的“朱镕基时代”的切身记忆和情感涟漪。

台湾《中国时报》评价此书，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体现了官员的自我性格，是向人民交心。

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这本书是朱镕基在退休6年后的一种全新意义的回归。而对于人民出版社参与新书的 0多位编者来说，这本书的政治意义是第一位的。

正如该书编者在前言里所说，此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 年至200 年期间，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很多思想和观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李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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