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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章论电力价格之变中国低电价是计划经济生存

上一章← 章节目录 →下一章2020.05.05

最近读了某杂志的《电的未来,全球高管22人谈》一文,其中有些论断使人振聋发聩。

国际特大电运营商组织(GO15)的主席说: 其实,过去10多年来不同国家能源结构的转型,更多来自于政策变动,而非技术变革。而电运营商需要做的是利用技术革新去适应政策变动。 而GO15秘书长说得更明白,他说: 最需要改革的是政策、监管和规则。 技术创新是电甚至整个前进的一小部分驱动力,远非决定因素。合理的政策框架更为重要,在其影响下的市场设计、价格结构尤为突出。 但是,我们在讨论电力改革时只谈拆分,只谈引入竞争机制,而全球电力高管却认为, 谁说电只拆不合?输电和调度,垄断比竞争有效率。 在电力改革问题上,我们确实需要研究研究政策监管和规则。

在电力改革中最需要改革的是电价的政策、监管和规则。

价格可以说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电价是电力改革的核心,是电力改革的关键。在美国加州由于电力改革引发了电力危机,世界银行在总结教训时于2001年 月专门写报告提出,电力市场化改革时应当具备四个起始点:第一个起始点就是电价,看零售电价比成本高还是比成本低?如果零售电价比成本低,就不具备进行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德国是新能源建设最积极的国家,他们发现电力工业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的生产成本加在一起,只占终端电价的1/ 到1/2,在这种情况下将电价上涨原因归罪于电力生产和电力营运部门是不公平的,即使电力竞争性市场搞得再好,将电力生产成本降低到1/10以下,但从终端电价来看只是降低了1/20到1/ 0,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改革政策、监管和规则更为重要。

德国是全球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电价最高的国家,在《德国电价缘何这么贵?》一文中说: 整个电价体系中,纯粹的生产性成本本身所占比例不高,而因为新能源不断增多,电的调控成本必然上升。2014年初,新能源附加费每千瓦时从5.28欧分(约合0.4 元人民币)提高到6.24欧分(约合0.5元人民币)。这就使得德国各地的(民用)电价平均已接近 0欧分(约合2.5元人民币)。假设一个三口之家的中产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是 000千瓦时的话,那么其一年的电费就要超过1000欧元(约合8200元人民币,在中国一个三口之家年用电量 000千瓦时在城市里也很普通,一年电费不过1500元,中国的电费仅为德国的18%)。

在德国整个电价体系中,纯粹的生产性成本本身所占比例不高,而因为不稳定的新能源不断增加,电的调控必然上升,由此电价被推高成为必然。除去发电本身的电力生产成本,电力成本还包括输配成本和销售成本,而这两部分成本加在一起实际上也只占终端电价的1/2(另有一文说是1/ )。因此,将电价上涨原因归因到电力生产和运营部门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剩下的1/2主要是各种税费,具体有增值税、电力税、税和地方准许的牌照费。 看来德国电价贵的根源也在于政策、监管和规则。

看到德国电力生产性成本只占终端电价的1/ 到1/2,确实很吃惊,仔细想一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计入资金成本等,在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条件下,因为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投资比化石能源发电贵好几倍,资金成本大大增加而燃料成本大大减少,使得电力生产性成本比重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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