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汪曾祺同题作文力量

周作人所写《故乡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许多人都知晓。后来，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1992年），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 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记录、《野菜谱》中各种野菜的记录。

周作人写小品文，学术味道极浓，因其本质为学问家、爱智者，其学识由散文的形式表现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历练不及苦雨斋，但其特出之处在于文字的灵动鲜活，多小说的笔法，毕竟他本是小说家（汪的许多小说、散文的界线模糊，因为他不认为两种文体必须泾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写野菜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无改其气质。而汪曾祺的描写，如“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语调温婉，且极具画面感，这是在苦雨斋笔下不会出现的。

周作人的白话文很耐读，有涩的感觉，因为他喜欢时时夹杂文言的成分。汪曾祺与之相比，文字是极白的，简直就是大白话（除去从古籍里来的引文），但我们读之，觉得耐读，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卖枸杞头的几句，每句话都很“白”，不过连在一起，却很有味道，是有意蕴的底子的。这其实和苦雨斋异曲而同工，都有着对古汉语的极度熟稔。苦雨斋用文言改造白话，句子的结构、段落的文义关联，乃至字词的选择，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几乎用纯白话，但这白话却非简单的、拉拉杂杂的口语，是对汉语言苦心孤诣提炼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做比，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温度变化大 “伪冷链”难满足保鲜需求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之于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开拓式人物，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读书，偏好性明显，如笔记、方志、游记、画论，关于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等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思想亦更为浑厚。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这一段：“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 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 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这是闲笔，而好看亦好看在此处。

文化传统的中断或接续，似是一个严重的话题。其实自苦雨斋至汪曾祺的文章来看，更有温润的色彩在，一股潜流在地下静静流淌，多年不绝，值适宜的境遇，重获新机。文化之“化”，非短时间可为，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尔斯泰称道的一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或可移来用作一种隐喻吧。

(：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