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学场面久违而陌生

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侯孝贤的电影，通过那个关于台湾“朱家三姐妹”的传奇故事，台湾地区作家朱天文在大陆读者那里几乎成了一个神话般的“符号”。20年来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朱天文，前天晚间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以“文学与电影”的名义，与早报读者面对面交流。同乐坊芷江梦工场首次在开场前一小时便涌满了读者，以致提前半小时来的读者只能席地而坐，现场气氛真诚而热烈——连朱天文也说，“这样的文学场面已经久违了，反而显得有些奇怪和陌生，像是参加一个摇滚巨星的聚会。”这样的场景让朱天文回想起了1970年代末办杂志的年代，“在台湾，文学已经濒临绝种了，那是一个寂寞的事情。”

相对于其他台湾作家，朱天文是一个更纯粹的小说家，她极少涉足政治和公共讨论，而在她自己看来，小说家的角色就像一个收尸人，在社会洪流之后保留历史和个人的记忆。

谈如何进入电影圈

“这是一个机缘”

关于电影，我们（注：指朱天文和侯孝贤）就是各自一片天，谁也别想听谁的。那为什么又会在一起合作？我想这是一个机缘。在进入电影圈之前，我写小说，办杂志，办出版社，和电影没有关系。后来我的一篇小说（《小毕的故事》）登在报纸上，他们看到了这个故事，就买这个版权。当时在台湾电影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分子是不看台湾电影的，觉得“国产片”非常没水准，只看好莱坞和欧洲电影。当时的台湾电影，要么是琼瑶电影，不然就是黑社会商业电影，跟生活完全没关系，相反台湾文学大概比电影早十年。侯孝贤他们做了十年学徒上来，他们开始想要改变，这个时候看到这篇小说，就想从文学改编成电影，这好像是一个接口。

侯孝贤是编剧出身，他不大需要一个人替他编剧的，那他为什么要找我们这样从来没编过剧的人去帮他？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事实上第一次写了剧本交给他以后，他大概只用了其中一句话，其他的全部改了，而且是一边拍一边改。所以，当时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找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呢？”当时侯孝贤说了一句话，“我想要有一些意外，要有一些空气进来，因为我做了十年的电影，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公式化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一个根本没有写过剧本的人，不按照你的那个章法来做。”《小毕的故事》是一个卡司（明星）都没有，大部分是用非演员，但非常卖座。大家一看到这个电影就说，在影像上，第一次看到说人话，有一种亲切感。《小毕的故事》第一次框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大家看见自己。紧接着在台湾就是跟风，改编一大堆的文学作品，包括黄春明、白先勇等等。

大量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文学的素质就加到电影里面去，也丰富了电影。在一个世界的电影版图上，有欧洲电影、好莱坞电影，我觉得台湾地区电影在当时的电影版图上贡献了这么一块——它的写实美学，我就参与了这块拼图。你看见一个事情从没有可能到有可能，从无到有，这对我是一次人生非常大的经验。

谈如何与侯孝贤合作

“我是陪他‘打球’”

后来越来越清楚，文字跟影像是两件事情，根本是两件不同的容器，装的东西也不一样。电影不是靠对白在推动，真的就是一个用影像在讲故事，用影像在推动世界。当你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心平气和。[NextPage]

对我来说，我的领域根本不在电影，我的领域是在文字上面。所以我会非常大方地讲出来，电影不是编剧的，电影是导演的。像侯孝贤属于作者式的导演，你不可能写了一个剧本给他说，“我来执行这个剧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个发球者，一个发动者，我所能贡献的，不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是作为一个他的对手，陪他“打球”；我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不断地扔各种书给他看，我只要一看到一本好书就扔给他看。他的好多电影，就是我扔书给他看，拍出来的。他拍《郑成功》的时候，要拍秦淮河 生活，我就扔给侯导《海上花列传》，他后来毫无困难地看完，看完以后拍了电影《海上花》，这就是我的贡献。

我之所以不跟其他的导演合作是因为“频率”太不同，“频率”太不同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过程里头花很大的力气先把“频率”调到一起，这样我还做电影干什么？对电影我是没有野心，也毫无斗志。因为电影是导演的，不是编剧的。

我写电影剧本是我的谋生工具了，基本上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时候三年写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可以来养活你的小说，因为生活很简单，花费又不多，就可以养你的小说。而小说是你的武器，作为你立足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媒介。

侯孝贤正在计划中的电影《聂隐娘》是讲一个女杀手，最终却杀不了人的故事。整个电影就是讲她，为什么杀不了人。剧本的第一部已经做好，大概9月会先拍，因为日本演员妻夫木聪的档期是9月份，9月份会先拍他的那一部分。

谈作家角色和写作

“小说家像收尸人”

我觉得文学还是蛮有用的。我自己写小说的，其实某方面来讲，小说真的是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某方面来讲，小说家就像一个收尸人，一个战争过去了，坦克过去了，大家都走了，那谁来清理这个战场？我觉得这时候是小说家出来。当社会滔滔往前去的时候，不断地留下东西，不断地抛下东西，这个时候那些所谓的收尸人，他开始来收尸，一个个捡，帮他们清洗，帮他们保存，帮他们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说家做的事情。我只做我能做的部分。

我写小说已经20多年，一开始写小说，从熟悉的事情写，都有一种半自传式，慢慢地可以有你想象、虚构的部分，但是都不是凭空来，都是从现实观察出来的。可是因为你的历练够，就有你可以飞翔的部分，你可以想象。另外，当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田野调查。就是把一个领域的东西，整个埋头进去。所以决定要写这个题材（《荒人手记》）的时候，做田野调查是结结实实泡在里头泡了一阵子，泡到要发芽了。当时有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对人讲，只能对我一个人讲，我变成了像《花样年华》里头的树洞。原先我是如此的冷漠，如此不关心这一块，当你明白了之后，你有一种不平之气，你想把不平写出来，让多一点的人理解。作为一个小说家，只不过是在做一个事情，把原来可能铁板一块的东西，去松一下，去描述它，理解它，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像一个蚯蚓把（土地）松动了。

（：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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