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过了阳历新年而农历春节未至之时

据说，每一年过了阳历新年而农历春节未至之时，这段不知道该称为“今年”还是“明年”的时段，被定名为“薛定谔年”。于是，每到薛定谔年，读书人就会生出一些欣喜，一些焦虑。因为盘点旧书的时候已到，而一 新书又朝你涌来。   我坐在堆满新书旧书的书桌前举棋不定，左手摸摸理论右手摸摸历史时，做了最没压力的决定，读小说。“海豚社六短篇”系列放在大衣口袋里，三十二开的开本还没有iPad mini大，绝对让你身心都轻盈。而且，那糖果色的小封面多喜兴啊，把作家免去姓氏直称其名，让王安忆老师亲切得像你班上的女同学，是的，我说的是《安忆六短篇》（海豚出版社，2014年11月）。在这个短篇集子里，王安忆继续书写上海弄堂的日常生活。过去一年被电视剧《红色》唤起的蓬蓬勃勃“上海心”，在六个上海故事里降落，像那封面一样，是玫红色。艳丽，却也日常。就像电视剧里，红色是静安寺党支部的名册，也是女主角围在脖子上的一抹柔情。跛脚的阿跷在经久不息的掌声里捡起了脆弱的自尊，小妹阿姨抢房子的念头随时代变迁而终究落空。所以敏感的阿跷纵然伴着不受欢迎的评价生长，也没想过自杀；精明的小妹阿姨竹篮打水，可并不感到虚空。“文革”来了又去，不变的，是对过日子的执着。然而王安忆笔下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超稳定性态度也不免让人疑惑，作家究竟是《发廊情话》里赋予生活无限可能的淮海路女郎，还是《闺中》那任时光流过对生活隔岸观火的闺阁女儿？安忆老师终究是《阿芳的灯》里那个任性的水果店顾客，“我不愿这个美丽的故事落空，我要这个美丽的故事在着，与我同在”。   薛定谔年与我们同在的，还有一位女作家，迟子建。《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在朋友圈里的呼声之高，简直有成为新年必读小说之势。迟子建这位勤奋而优美的东北女作家，虽然似乎从未大红大紫，但也保持着不温不火的零差评成绩。常读当代文学的读者都有过这种体验，创作有地雷，阅读需谨慎。但迟子建这样的作家，即便不惊喜，也不会让你触雷。你看，冬天还长着，寒冷的日子里，读一本来自大东北的书吧。至少，它是以太阳开头的。   如果你因为读了太多小说而感到不务正业，没关系，李洁非的《天崩地解 黄宗羲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会告诉你，一代大儒小时候也是在被窝里偷着看小说的孩子。当黄宗羲还名叫麟儿的时候，常常把《三国》《残唐》藏在帐子里，等父母睡去，点灯阅读。这点小伎俩怎能瞒过父亲黄尊素，当黄母问，为何不禁止儿子读闲杂书？黄尊素说：“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看来尊素深谙教育法，如此“放养”，宽中有严，值得为人父母者揣摩。不过黄宗羲如果总是停留在杂书时期，也就不是黄宗羲了。这提醒着我们，再看点别的。   于是一本页数不多却不容忽视的书《卢卡奇论戏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映入眼帘。卢卡奇的戏剧理论在中文世界的译介不多，这册专题选译了《心灵与形式》《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尚无中译本的篇章，可以使中国读者更加了解卢卡奇的早期思想。译者大多是留学德国的年轻人，译本质量尚待读者检验。   大小书虫拼命读书迎新年之际，“习大大”号召年轻人不要熬夜的话却在耳畔响起。话说，熬夜难道是现代都市读书人的通病吗？且让我们在日记里一窥偶像梁漱溟的一天是如何安排的吧。在上下两卷近八十万字的《梁漱溟日记（1966-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里，读书、习拳、静坐、爬山、划船等反复出现，除夕、春节亦笔耕不辍。最让人感慨的是其反省自身之严苛，往往让今人汗颜。“我一生得力在处处 有自己 ，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 不能没有自己 。”不固步自封，亦不随波逐流，在大时代里生活，改造自己，也改变世界。如此修养功夫，值得我们在案头放上这两卷《梁漱溟日记》。   （实习编辑：白俊贤）珠海牛皮癣医院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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