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的是赵瑜0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1)

策划编辑李向晨先生寄送我一套《独立调查启示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打开看，收录的是赵瑜 0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革命百里洲》、《火车头震荡》、《王家岭的诉说》、《篮球的秘密》等，也才发现，笔者前几年写的那篇专论赵瑜报告文学创作的长文被节选后，放在每本书的最前面。这些书还没顾上仔细翻阅，便又看到对赵瑜的专访已经见报：《“歌功颂德已经把报告文学全毁了”》。紧随专访的是记者采写的一篇报道：《报告文学能否万岁？》(《南方周末》2014年6月12日)这么说，赵瑜这次旧书新出，造出来的声势还不小，把一些媒体都给惊动了。

但报告文学是否就能进入读者视野，我却有些担忧。据我观察，报告文学创作最辉煌的时代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从此开始，一批揭露问题，警示世人，介入社会，批判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横空出世。

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也被称为“问题报告文学”，有人归纳道：“这一类作品反映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交通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人才外流问题、高考问题、体育问题、环境问题等。”(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 9页)这也难怪，80年代拨乱反正，除旧布新，“问题”便也层出不穷。就像1940年代的赵树理发明了“问题小说”那样，80年代的作家也曾集体扎堆儿，在“问题报告文学”上用过力。而从80年代走过来的读者，恐怕也很少有不去追踪阅读报告文学的。这样，一旦我们像哈贝马斯那样谈及“文化批判的公众”，报告文学是一定不能落下的。我甚至觉得，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更具有打动如此多公众的能力。

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问题报告文学”却一落千丈，并且也从此一蹶不振。形成如此局面，并不是说各类社会问题都已妥善解决，“问题报告文学”已无事可做，而是它的存在碍手碍脚，不能见容于那个大气候了。与此同时，报告文学作家也或远走他乡，或闭门思过，仿佛已经集体下课。其中虽也有如赵瑜者，还延续着80年代的流风遗韵，写出了《马家军调查》(1998)这种厚重之作，但独木不成林。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报告文学并没有死亡，而是悄悄变换了其存在方式。当那些经营企业的老板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当一些大大大小的官员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稳了屁股，他们想为自己树碑立传、青史留名的念头也便油然而生。这时大概就有拉皮条的文化商人适时出现，向他们庄严承诺：你们的光辉业绩可变成铅字，成书见报，流芳百世。文体嘛，就用那个报告文学。当然，“为弥补该书编辑、印刷及发行等亏损，请贵单位补贴一定的认刊工本费”(抄自一份出版报告文学集的《通知》)。传主的虚荣心一膨胀，这事就算做成了。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歌颂型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种文体也因此脱胎换骨：原来它是“吃”问题，自然吃得满脸凶相，营养不良；自从改“吃”老板和官员后，顿时便富态相十足，显得心宽体胖，满面红光了。

说出这番话来也算不上信口开河，因为20年前，本人就有过一次捉刀代笔的亲身经历，约略见识了这一处的交易与行情。当其时也，我还在山西的一所地方院校供职，一天，有朋友引荐一人，来找我商量写报告文学一事，传主分别是某市、县、镇财政局(所)的局长或所长，写成的东西则要进入一本书里。他给我开出的价码是，写县里局长、镇里所长，千字25元，但市财政局局长是重头戏，稿费翻番，千字50元。所附的另一条件是，我只能挣稿费，不能署名字，署名权归他所有。我从来没写过报告文学，一是想练练手，二是当时也穷得叮当响，便应承下来。为了把这点银子挣回来，我还煞有介事地去一个县里跑了一趟，当面采访。不久，这本书出版了，打开看，天呢，我写的那篇重头文章居然署了四个人的名字。而我因此也挣了一大笔钱：17 0元。

那人见我好说话，便又介绍别人找上门来，带着他写的一张纸条：“小赵：您好！现有去人请您写实验小学校长，看有时间没，具体面议。”我没答应，而且我再也不可能答应做这种事了。因为那三篇写下来，没练了手，似乎还写坏了笔，也把我写恶心了。

现在看来，我这种情况只能算是黄鼠狼娶媳妇 小打小闹，因为我还见识过专门经营此业的写家，也知道好多文人也会偶尔为之，因为它来钱容易。而那些功成名就的报告文学作家干起这种事来，更是轻车熟路。如今，他们写一篇，给个十万八万的，恐怕都不能算多。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挤到报告文学里讨生活，你还能指望这种文体有多大出息？它不是一堆甜言蜜语堆砌起来的车轱辘话，还能是什么？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中国报告文学如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时，赵瑜的回答是这样的：“越来越矮化、犬儒化。歌功颂德的东西已经把报告文学的形象全给破坏了。”所以，以上所言，也算是给赵瑜的这番话做个注脚。赵瑜是圈内人，他知道的内幕应该更多。而这番话由他说出，其分量不可谓不重。但报告文学界的人士是否会因此反省一下这件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编辑：王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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