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荒踪散文百家万世一系的影子

最近三个月，我被日本武士电影迷上了，便连续着至少看了六七十部。有一半以上即看即忘，记得住的是《影武者》（影子武士）、《雄吕血》、《罗生门》、《七武士》、《乱》、《蜘蛛巢城》、《用心棒》、《八墓村》、《切腹》、《信长之棺》、《座头市》、《百人斩》、《十三刺客》、《天诛》、《大奥》、《多罗罗》、《隐剑鬼爪》、《黄昏清兵卫》、《武士的一分》、《柳生一族的阴谋》、《带子狼》、《宫本武藏》以及《敦煌》。

在《隐剑鬼爪》看后，我写了一段评语：细小尖锐的利刃，准确地插击心脏，连血都没有流出来，被利刃插击者就很快地死去，凶手安全逃走。这细小尖锐的利刃，就是隐剑。真正的武士，恰如隐剑。权倾一方的首领，用他无视道德、正义的手段作威作福，最终死于隐剑的袭击。正直者遭到权威的欺压，只好成为隐剑！

看了《七武士》，也写了一段评语：最大的容忍是还能活下去就好，最快的意见是一言不合就会拔刀相对。将容忍与意见进行适当的调解，最好的方式就是克己守礼。礼，不是特权，而是对于享受更高待遇之人给予更多的约束，只有这样，社会才不会乱。武士不遵守武士道，却凭着身份、待遇去欺压农民。于是，天下乱了，农民也就变得诡谲奸狡，他们下雨了怕雨，起风了怕风，这边希望以暴制暴，请武士杀强盗，这边像防贼一样排斥武士。

后来，看多了，便使我懒得写评语。不过，我仍是很仔细地看每一场武士电影。与中国电影相比，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对待历史文化的严谨。这种严谨的态度，原本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但是，今日之中国已经丢失并扬弃了。

武士道，一种最具日本标签的文化。它源于中国古代讲究“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士大夫精神，是儒家的忠、勇、礼、义、诚、仁以及佛教禅宗的“生死一如”与日本本土神道教结合的产物。日本神道教不同于中国道教，道教昭彰的是善恶的分明，在信仰上并不用威于人。神道教的信念基础是绝对化的尽信尽忠，使信受者重于畏威，相形之下便轻于怀德。

中国儒学以怀德为本，礼与仁相兼相得，虽然孝道是至关重要的，但子孝要以父慈为相应。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日本武士道却认为儒家“士道论”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于是，武士便以“毫不犹豫地死”的尽忠，将生命作为耀武扬威和杀人的工具。

对于系统文化的曲解可以产生另一种文化，并且是很特出而显得极致的，例如武士道。对于传统文化的推翻并毁灭，则只会产生无序和迷茫，例如现代中国。而因为与传统的割裂，新的舶来的思想犹如无根之草，令人们漂在海中找不到岸，抓住那些浮草做依凭，便敢于自夸自大，非但不肯正视历史，还沾沾自喜地以娱乐历史为创意！

明朝张岱编了一本小百科全书《夜航船》，其序言说，在窄小的船舱里有个侃侃而谈者，因他能说会道，故而大模大样，等到他将澹台灭明说成是两个人，将尧舜说成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得以大模大样的资格被驳夺了。因为，他不懂装懂，不尊重历史文化。在一艘夜航船中，一个旅客对于舱室空间的享受也会被历史知识的涉入程度所影响，可见，古代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是很普及并到位的。

历史文化必以尊重作为最基本的态度，才能够以史为鉴，使今后的发展凭借历史的经验，避免去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历史是不宜调侃的，一旦调侃，并进行娱乐化，由历史引导的民族精神就会在戏弄之中悄然倒塌。

民族精神必须追根溯源、正视历史，强调文化上的引导，才会真正的落实于大众。而娱乐化的调侃，它会颠倒是非，混淆真假。当我们给小说虚构的西门庆考证故居，把“振兴民族”、“发展文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大街上遭遇小偷视若不见，车子撞人了任其逃逸，这民族正被“振兴”成啥样了呢？

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零年，我较多也较近地接触了日本佛教及僧侣。虽然，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再从中国传到日本，但以世界形势来论，二十世纪的日本佛教，是地球上最兴盛的，其次是台湾，然后是泰国、缅甸、韩国。尽管如此，日本佛教只是基于继承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理论创新。例如，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池田大作，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佛教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摄影家、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著作，我看过几本，实在是读不到除了古文译成现代语式之外的东西。另一位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他是向西方介绍禅学从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总的来说，日本在物质文化方面，颇为突出。但在精神文化领域，鲜有创新。日本古代至近代的著名学者，例如，荻生徂徕，生于一六六六年，卒于一七二八年，江户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主要继承中国孔子之学。本居宣长，生于一七三零年，卒于一八零一年，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西周，生于一八二九年，卒于一八九七年，江户时代后期末至明治初期的启蒙家、教育家，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政治顾问。中江兆民，生于一八四七年，卒于一九零一年，政治家，引进卢梭思想，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井上哲次郎，生于一八五六年，卒于一九四四年，曾任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大学教授。井上圆了，生于一八五八年，卒于一九一九年，是教育家、佛教哲学家，研究妖怪学。植村正久，生于一八五八年，卒于一九二五年，基督教牧师、神学家。西田几多郎，生于一八七零年，卒于一九四五年，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九鬼周造，生于一八八八年，卒于一九四一年，京都学派成员。三木清，生于一八九七年，卒于一九四五年，历史哲学研究的开拓者。船山信一，生于一九零七年，卒于一九九四年，致力于人学唯物论。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开拓某种思想的大师。

中国古代一直都是哲学家辈出，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管子、孙子、墨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汉代的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嵇康、王弼、郭象，唐代的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以及宋代至明代儒学的三系九子，周濂溪﹑张橫渠﹑程明道﹑胡五峰﹑刘蕺山，程伊川﹑朱晦庵，陆象山﹑王阳明。并且，道教方面有张陵、魏伯阳、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司马承桢、王重阳，佛教方面有智顗、吉藏、法藏、玄奘。他们在哲学思想领域全都是卓有建树的。

或许，正是在精神领域的重于继承，才会拓宽物质方面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孰优孰劣，这是无法评判的，但精神文化能否受到继承，却是关乎一个国度的优劣。尤其对于深受唯物主义影响的社会来说，是否唯物了就能达到物质文化在周边环境之中领先的发展？这是一个需要仔细地进行重新思量的问题。

精神文化贵于其有，不可或缺。并且，不应该强作新旧之分，更不应该编造出纳新斥旧的说词。当我们给某种精神冠以“永垂不朽”之语的时候，不正是希望它越旧越好的吗？

日本的文化，在历史上好几次直接输入比自身文化先进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外来文化。这使它发生了大幅度的跳跃式进步，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的耗时而且费事的甚至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无论中国、欧洲，精神文化都是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从而得到同步的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成的观念是很难迅速超越的。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文化发生交流的时候，往往会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力，这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新面貌，从而焕发异彩。当然，异彩是些犹如枝叶的东西，某个精神文化的主体是树干，有了树干之粗壮才会增添枝叶之繁荣。

不管交流之后的更新是怎样变化，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而非上下得不整合。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这两种说法，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题，尽管两者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是，当一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上的大跃进时，就不会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所说，而是发生了物质方面的跳越发展。日本正是如此。

能够跳越式地发展物质文化的民族，也应当跳越式地发展精神文化，否则，必然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分裂现象。日本在物质文化已经大跃进时，他们的精神文化却产生了分裂，一部份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份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应付外部世界。这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发生回归原先之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这个裂痕必须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进行弥补。因为自身文化尚未成熟，便充分吸收了外来的发达的文化，新吸收的文化就会压制着未成熟的自身文化的自然发育，造成了精神方面侏儒般的状态。然而，恰恰是对传统的全盘继承，走向了物质文化的创新。毕竟，侏儒也会在某些方面超过普通人。

古代日本是由众多部落国家以及自东北亚迁徙来的民族融合演变而成。它的历史，依次是：绳纹时代（约一万三千年）、弥生时代（六百年）、古坟时代（三百年）、飞鸟时代（百余年）、奈良时代（八十余年）、平安时代（将近四百年）、幕府时代（六百余年）、明治维新（公元一八五二至一九一二年）、大正昭和时代（公元一九一二至一九八九年）、平成时代。

绳纹时代，新石器时期以使用绳纹陶器为文化特征。约从公元前一万六千年开始。

弥生时代，以使用弥生式陶器（最早是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为文化特征。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因为来自中国（秦、汉之时）和朝鲜之人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出现了陶器、铁和铜器，以及成块的水田。

古坟时代，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统治者大量建造坟墓。出现了统一的政权：大和王权。这段时期，日本成为农业社会，通过朝鲜诸国，进一步吸收来自于亚洲大陆的文化。

飞鸟时代，以政治中心在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名。公元五八七年，崇佛与废佛的矛盾，引发苏我氏与物部氏这两大豪族之间的战争，丁未之乱，苏我马子打倒了物部守屋，派人杀害崇峻天皇，立女皇（推古天皇），然后圣德太子摄政。圣徳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颁布宪法十七条，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圣徳太子去世之后，苏我氏长期掌权。公元六四五年，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暗杀了苏我入鹿，拥立孝德天皇，推动大化革新等改革，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

奈良时代，公元七一零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奈良）。律令制国家日益成熟，版图也逐渐扩张，征服了东北地方部份地区和南九州。过了几十年，政局动荡，律令松弛。

平安时代，公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这一时期，与大陆交流十分频繁。随着地方庄园势力的不断增强和朝廷的内乱，军人阶层即所谓的武士，逐渐上升到权力的中心，出现了以东国为势力范围的源氏和以西国为势力范围的平氏这两个庞大的武士势力。公元一一五五年，近卫天皇去世，因天皇的父兄都还在，为皇位的继承问题爆发保元之乱。紧接着，公元一一五九年，发生平治之乱。源氏连遭失败，实力虽然遭遇很大削弱，但在东国仍拥有强大实力。经过源平合战（治承寿永之乱），平氏被赶出京都，至公元一一八五年，在坛之浦之战（源平合战的最终战役）中彻底覆灭。

幕府时代，将近七百年，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三个时期。公元一一九二年，武士首领源赖朝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展开军政统治。源赖朝去世之后，赖朝妻子的娘家北条氏实力扩大，爆发了朝廷与幕府的战争，承久之乱，幕府军队打败朝廷军队并处罚天皇，北条氏的合议制执权政治达于全盛。公元一二三二年（贞永元年），北条泰时制订法典《御成败式目》（《贞永式目》），最初仅适用于武家内部，后来适用于全国。公元一二七四年（文永十一年）与一二八一年（弘安四年），蒙元两次侵略日本未能成功。战后受货币经济影响，无力恩赏抗元官兵，导致御家人在贫困中使制度解体。北条氏实行一族独裁，加深御家人和非御家武士的反对，地方武士和农民的联合武装团体到处进行反幕活动，幕府由盛转衰。后醍醐天皇乘机发动正中之变与元弘之变，倒幕号召得到各地武士响应。公元一三三三年，新田义贞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灭亡。

共 10811 字 页 转到页 【编者按】佩服老师的文笔，洋洋洒洒的一篇文，诠释了日本武士道，政界，文化界，经济界，佛界等诸多方面的存在发展的根蒂，让读者全方位了解了日本。读后受益匪浅，深感老师文化底蕴之厚重。一篇具有教育意义的散文，一篇立意高远的佳作，新的舶来的思想犹如无根之草，令人们漂在海中找不到岸，抓住那些浮草做依凭，便敢于自夸自大，非但不肯正视历史，还沾沾自喜地以娱乐历史为创意！一语道破中国现状。问好老师，佳作推荐共赏！【阳媚】【江山部精品推荐 】

1楼文友： 18: 4:08 欣赏老师又一篇经典之作，佩服老师的文笔，问好老师！

回复1楼文友： 10:11: 0 谢谢阳媚！

2楼文友： 21:54:0 洋洋洒洒，层次分明，可见老师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研究之深远。欣赏学习佳作！不过这篇文发的有点不是时候，报三次了没给精品。再报。 秋心如水

回复2楼文友： 10:12:06 谢谢秋心，让你费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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