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至2004年期间(1)

瑞典作家埃斯普马克

瑞典作家埃斯普马克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和前文学奖五人评委会主席。1998年至2004年期间，他担任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达17年，可谓当今世界文坛最具“权力”的“大佬”之一。

昨天，埃斯普马克来沪在上海参加《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和作品分享会，接受了早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诺奖的评选标准时，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一直在变，主要看不同时期如何解释诺贝尔的遗嘱，而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标准，往往是综合因素考量的结果。二战之前，评委会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在此之前，评选标准马马虎虎，错误很多。”“现在畅销作家绝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比如赛珍珠，她得奖后写的小说让我们学院觉得丢脸。”

诺贝尔文学奖的

评选标准一直在变

如今诺奖已成“造星”机器，每年全球文学爱好者对获奖名单翘首以盼，各种谣言和猜测满天飞，什么样的作家够得上诺奖始终是人们关心的重点。埃斯普马克表示，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一直在变，主要看不同时期如何解释诺贝尔的遗嘱。而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标准，往往是综合因素考量的结果。二战之前，评委会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在此之前，评选标准马马虎虎，错误很多。”

“19 0年代，我们以为诺贝尔遗嘱说的 造福于人类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读书，因此当时就以读者数量作为评判标准，读者越多的作家越好，作品能畅销能取悦大众的作家就是好作家。”他说，“当时一些流行作家，如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赛珍珠，他们的作品是大众喜欢的。”事实上，19 0年代瑞典学院有些年轻院士喜欢赫尔曼·黑塞这样的作家，但是他们的意见遭到排斥。

二战以后，年轻院士长成老院士后，就开始强调先锋性和创新性。于是，1946年黑塞得奖，1948年T.S.艾略特获奖，最能标示这种创新意识的是威廉·福克纳，他于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福克纳在美国是被人遗忘的作家。埃斯普马克坦言，“1949年是诺奖历史上最好、最强有力的一年，因为通过颁奖让福克纳产生了遍及世界的影响。首先影响法国文学，然后是拉丁美洲，如马尔克斯等，最后甚至影响到莫言。”

“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更多选择了在世界上相对没什么名气但优秀的作家。”埃斯普马克说，1978年，英国作家格林汉姆·格林和犹太作家辛格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格林很有名气，而辛格的作品却因为语言小众而少有人知。那年的诺奖颁给了辛格，现在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已经有了50多种语言版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化”又成为评选考量的因素，如来自埃及、尼日利亚的作家相继获奖。埃斯普马克说，现在诺奖评选标准逐渐丰富起来。“有时候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选择，就像打牌一样，各种牌都要出。如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奖，她获奖不是因为无名，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这些获奖者是好作家。”他还补充道，“现在畅销作家绝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比如赛珍珠，她得奖后写的小说让我们学院觉得丢脸。”

沈从文是一个

非常有力的作家

作为一名诗人，埃斯普马克出版过十一本诗集。曾有人统计，在他担任诺奖评委会主席期间，获奖者中诗人颇多。中国诗歌历史悠久，但在百年诺奖历史上，尚未有中国诗人获奖。

“小说家得奖而诗人没得奖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小说好于诗歌，”埃斯普马克回应道，“我认识很多中国诗人，中国文学总体发展很好，处于繁荣时期，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很有生命力。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老作家都是巴金、丁玲、艾青等，没想到后来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家。”

2012年，埃斯普马克到访上海时曾证实，鲁迅、老舍和沈从文确实都进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但鲁迅拒绝该奖，老舍和沈从文过早离世。面对早报记者的追问，埃斯普马克再次证实确有此事，“沈从文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作家，比较密集地表现了中国的历史。他有个非常独特的着作《中国服饰史》，一个作家通过描写服装的历史，把中国的历史给表现出来，是很独特的”，他昨天说，“但是很不幸，当时他正好去世了，令人遗憾。”

信息冲击

导致人们普遍性失忆

文学作品中的“失忆”主题并不少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暗店街》关于失忆，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也写过关于“遗忘”主题的文字。

埃斯普马克认为，其包括七部小说的《失忆的年代》与他们都不同，“莫迪亚诺的失忆是个人的失忆，比较容易解决；米兰·昆德拉的失忆是受到外来政治权力的干扰，导致民族记忆被剥离，与之相似的还有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曾写的报告文学作品，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本土的记忆被抹掉”，他说，“而我所写的是整个社会的失忆，这种普遍性失忆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信息冲击会让人们把很多事情忘记。人们往往会说： 那已经是历史了 。”

埃斯普马克在1980年代就提出“失忆的年代”的概念，“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太在意，我就是要让你们去注意这个现象。”他说。这种“失忆”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埃斯普马克说，这是一种全球性的通病，包括中国。去年，他与到访瑞典学院的中国作家交流，并问及中国作家莫言作品好在哪，“他们说，莫言重现了失去的历史，他的小说写到抗日战争、解放、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小说的作用就是对抗失忆。”

已过世的瑞典着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与埃斯普马克有超过60年的友谊。据翻译家、《失忆的年代》译者万之透露，两人曾师从同一位老师，但两个的写作风格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托马斯倾向于自然和音乐方面，而埃斯普马克更关心社会现状。

埃斯普马克说，批判现实不应该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者评判作家好坏的标准，更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也算不得他自身的写作要求，“我对自己要求是维护好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根基。”

他们正在用文学

抵抗着“失忆”的发生

5月16日的“思南读书会”上，着名作家贾平凹、韩少功、评论家陈思和也在现场与埃斯普马克交流了对“失忆”的解读。

对于时代的“失忆”，贾平凹有着深深的忧虑。“以前有句话，叫 忘掉一切面向未来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人要活下去就要忘掉过去的不幸和痛苦，走过的路脚一抬起就消失了。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走向未来？走向哪里，你应该知道来自哪里，失败、教训、悔恨怎么能都忘记呢？中国人经历过的痛苦、灾难，怎么能在几年时间里就忘记呢？几十年前的一些事情很少再提起，以至于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历史。恐怕再过十几年，现在的很多事情也会被忘记”。

他们正在用文学抵抗着“失忆”的发生。“镜子竖了起来，照出了小说写法的一切可能，也照出了被我们限制和遮蔽的许多东西”，贾平凹说。

（实习编辑：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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