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问责制的民意含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此次中央颁布的暂行规定，开启了制度问责之门。问责制与质询、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权力兑付体系。

有问比没问好，有责比没责强，但究竟由谁来问、谁来责、谁来衡量、谁来打分，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且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纵观近年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了平息社会情绪、安抚公众舆论，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及时问责，捋掉了当事官员的乌纱帽。但躲过舆论风暴眼，个别官员旋即官复原职，甚至曲线升迁。这种轻飘飘的问责秀，严重亵渎了公权力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放纵了 两眼向上看 的政绩评价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权术忽悠，并使民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虽然问责不等于社会情绪宣泄，它更体现着权力理性和制度成熟，但问责也不是一个封闭圈子的自问自责，不能远远游离于公众评判、舆论监督之外，与公众的评判及心理预期相背，与现实完全割裂。

好在是一部 暂行 的条例，很多内容需要在实施中不断修补完善。当制度语境里的 问与责 ，与民意话语中的 问与责 始终保持同步、形同默契之时，问责制这种倒逼式民主机制才能发挥最大效力。